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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续中国民企史诗:短期看政策中期看制度 长期看文化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8-11-05 浏览次数:22
   11月1日,习近平亲自主持民营企业座谈会,并发表了一篇既有现实针对性、又有长期纲领性的讲话。新华社当天播发了座谈会讲话全文,速度之快不同寻常,显示出让广大民企“吃下定心丸、安心谋发展”的紧迫性。这篇讲话的深远意义,现在还无从估量,但对民营企业以及整个中国经济来说,确有拨云见日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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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刻不容缓的讲话

  今年以来不少民企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沮丧感,除了内因(如习惯于外延扩张和资产依赖型的负债增长,对提升核心能力抓得不够),主要是外部环境变化和矛盾交汇共振造成的:经济增速下行;贸易摩擦带来不确定性;资本市场向下调整;去杠杆、去产能的施策“一刀切”;产业集中度提高的“马太效应”;互联网、AI等对传统模式的冲击;国企主导的一些上游生产资料领域不断涨价;居民过去两年过多地加杠杆对当期消费的“挤出”;税费负担偏重与规范征收的矛盾;环保门槛“一步到位”的压力;反腐中对一些涉事民企关联人的不当处置,等等。尽管政府并不存在针对民企的打压或不管不问,但事实确实是,相当多民企觉得日子难过,甚至呼天不应叫地不灵。

  如果拿最近几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注: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单位)的利润总额来看,总趋势是国企比民企越来越赚钱。从2015到2018年,同口径选择每年1-9月的数据,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分别是8339.6亿元、8616.4亿元、12577.4亿元,15294.3亿元;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分别是15297.7亿元、16232亿元、18285.9亿元、12591.5亿元。四年前国企的利润规模是民企的2/3,四年后是民企的121%。此消彼长,主要是通过行政性调控和整合,提高了国企对上游产品的定价权。

  经济总有周期,结构总有调整,既然做企业,就要随时准备迎接风险与挑战,企业家就是为战胜不确定性而生的人。马云最近在以色列演讲,他说,“五个月前我带了37名高管来过以色列。我们内部也有很多关于压力、竞争和焦躁情绪的讨论,我说我们去以色列,去了那里你就知道什么是竞争,如何生存。”这就是企业家的精神,有压力,也焦躁,但想穿之后,“凡事都向内求”,不指望外部形势永远顺利。

  不过,从我和相当多民企的交流看,他们之所以沮丧,并不是怕困难,贪安逸。他们都是在市场上汗水血泪、千锤百炼干出来的,困难天天都有,企业越大风险也越大。他们最大的沮丧是两个,一是不公平,二是不信任。不公平,就是在行业准入、金融政策、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歧视。不信任,就是一些地方和部门在实际工作中,并不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和“三个平等”(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而是将民企视为另类异类。

  一家著名民企负责人说,某部委领导曾问他:“到底哪些民企是可信的,哪些是不可信的?”一家民企投资集团负责人说,他们无论是贷款还是在市场发债,找银行业老朋友,都说“现在不压你们额度就算不错了,不可能再买你们发的债”。国企、央企有困难,政府现场办公紧急批示,金融机构一呼百应,额度不限,就能过得去。换了民企,说是平等待遇,也就是说说而已。金融是经济的血液,血液没了,企业就岌岌可危。我还碰到一些民企,说愿意把自己的资产打对折,有人买立即就卖,再也不玩了。也有人咨询我“是不是要赶快染红”,就是出让一部分股权给国资,否则政府采购和政府项目都拿不到,现在的情况是“政府最有钱”。

  放之全球,中国经济基本面是好的,也有巨大潜力。民企是理性的经济人,不会明明看着有机会却硬要放弃。关键是被伤了心。而且这一次伤的比较厉害。当前一部分民企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信任危机引起的信用危机。即使那些比较健康的民企(比如长期低负债甚至零负债,专心于主业,采取财务保守主义),也兔死狐悲,对未来产生了怀疑,影响了士气和决策的长期性。最近各地政府已经行动起来,采取各种办法为民企解困,但一些民企仍心有余悸,担心“说一套做一套,不兑现”,担心“就业有压力了就出台支持政策,过一段又不知道会怎么样”。

  在此背景下看民企座谈会,确是刻不容缓,十分关键,因为事关方向,事关信任,事关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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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炉边谈话式的座谈

  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比我们今天艰难多了。罗斯福总统通过收音机,炉边谈话,鼓舞信心,宣传新政主张,对走出危机起到了很大作用。1933年3月12日,罗斯福担任总统的第8天,在外宾接待室的壁炉前接受三家广播公司的录音采访。工作人员在壁炉旁装置扩音器时,罗斯福说,希望这次讲话亲切些,免去官场那一套排场,就像坐在自己的家里随意交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华盛顿的负责人说,就叫“炉边谈话”吧(A Fireside Chat)。

  首次炉边谈话是关于银行破产、挤兑和暂停营业的问题。罗斯福说,“我要指出一个简单的事实,你们把钱存进银行,银行并不是把它锁在保险库里了事,而是用来通过各种不同的信贷方式进行投资的,比如买公债、做押款。换句话说,银行让你们的钱发挥作用,好使整个机构转动起来……我可以向大家保证,把钱放在经过整顿、重新开业的银行里,要比放在褥子下面更安全。”他还说,“伟大的全国性计划能不能完全得到成功,当然要靠大众的合作——要靠大众对这项可靠的制度给予明智的支持和妥善的利用。”在谈话的化解下,第二天部分银行开业,人们带着装有黄金和货币的大箱小包,在银行前排队,把之前排队挤兑的通货再存进去。仅用了一周,占全国总数3/4的银行复业,交易所也重新响锣。

  罗斯福在十几年总统任期内,一共进行了二三十次炉边谈话,每临大事,都用这种方式与人民沟通,拉近情感,休戚与共。听众说,华盛顿与他们的距离,不比卧室里的收音机远。

  新华社关于此次座谈会的侧记《“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中有两个细节。一个是时代集团总裁王小兰提到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货款现象,山东和同信息科技公司董事长耿哲反映大型国企和有关政府机构拖欠货款,习近平回应说,“这个问题值得关注,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都不能打白条,店大欺客不行”,“今后清理‘老赖’也要清理政府‘老赖’。……政府‘老赖’也得列入黑名单。党中央支持你们讨债,如果再赖下去,我们会帮你们打官司。”第二个细节是,习近平结合自己的从政历程谈到,“无论福建、浙江还是上海,我们恰恰是在实践中认识到民营企业的不可替代性和重要作用,更加坚定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解,我们党已经把这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成果上升到制度层次。”

  这些话实实在在,也像炉边谈话,有助于民企安心。我采访民企时,经常问应收账款的情况,因为应收账款收不回来,就算有利润,利润的质量也很低,甚至会出现现金流危机,弄不好会关门倒闭。他们常说,欠钱最多的恰恰就是政府平台、国企包括央企,而且欠的不是小数目。但他们不敢追的急。“党中央支持你们讨债,帮你们打官司”,我想很多民企听了这话都会增强底气,因为主持了公道,说出了公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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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出民企看民企

  从历史长河和未来愿景来看,当下的中国,正处在一个特别重要和关键的时刻。

  如果从1840年中国掀开屈辱的近代史开始,算到2049年新中国成立100周年,一共是209年。今年是2018年,从民族沉沦到伟大复兴,相当于走过了85%的时间。《战国策》中说:“诗云:‘行百里者半于九十。’此言末路之难也。”意思是100里的路程,走到90里也只能算才开始一半而已。最后的路最难。

  如果从1949年算到2049年,改革开放前29年,改革开放40年,接下来还有31年,大致是三四三的格局。中国能不能如期全面实现现代化,就看接下来的30年。

  从历史看经济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比成立前好,改革开放后比改革开放前好。1957年之前我们是多元经济,1957年后全面国有化,全盘计划经济。从1958年到1977年,中国经济平均年增长率是5.1%,但居民收入的平均年增长率只有1.7%。工人常年不加工资,人民衣食住行的改善很有限。改革开放是被逼出来的,在农村是饥饿倒逼,在城市是失业倒逼,在特区是离心倒逼(如“逃港潮”),都和民生问题攸关。计划经济的弊端,不是不能实现增长,而是这种增长不是以民为本的,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停滞,和发达经济体人民生活的差距越来越大,尽管国家经济规模也在扩大,但人民无法忍受下去。所以要改革开放,走商品经济、市场经济道路,激发全体人民的参与,改变自己的命运,创造财富和美好生活。从1978到2017这4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6%,人均收入年增长7.4%,国家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改善基本同步。人民对国家的信心,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在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的过程中,逐步强化的。

  历史告诉我们,没有民本导向的经济,没有亿万人民群众自己动手解决自己问题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的迸发,中国经济决不会有今天的成就。截至2017年底,中国的民企超过2700万家,个体工商户超过6500万户,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没有他们,就没有中国奇迹。

  而从未来的角度看,中国发展的关键,是转型为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经济体。只要看看中国在各个新经济领域的领头羊是谁,看看向全世界出口价廉物美商品的中国供应商中民企的比例,就会知道,民企是中国最具创新活力的经济力量。他们的拼搏精神感天动地,他们的创造能力鬼斧神工,而且已经形成了一层层细密的专业化分工体系。只要相信他们,只要给他们空间,中国一定会出现自己的亨利·福特和比尔·盖茨,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世界级的企业和企业家群体的崛起。没有他们,就没有未来的伟大复兴。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对民企的认识,对民企的态度,真是再也不能折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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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期的关键是落实政策

  在2018年这个不寻常、不容易的时刻,在民企座谈会之后,民企如何更好地再出发、克服困难、迈向未来?相信他们会认真思量。同时,座谈会的讲话既是对民企在讲,更是对各级政府、财经部委、监管部门、监察与司法单位、金融机构、新闻媒体和全社会在讲。民企要长治久安,需要方方面面端正认识,发挥助力而不是阻力,建设性、创造性地帮助解决问题,而不是回避。

  短期来看,关键是不折不扣地落实政策。讲话中提到了六个方面,即减轻企业税费负担,解决民企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完善政策执行方式,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从我和一些地方领导的交流看,最重要的应该是完善政策执行方式这一条。很多政策出台本身,是朝着高质量发展方向去引导的,是正确的,问题是各地情况千差万别,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做一定调适。比如环保,有的地方当初报给上面的排放量,因为种种原因(比如维护前任领导形象,考核需要,问责压力等),报的比实际数量低,而现在要求在所报数量基础上每年减多少,压力就很大,为完成任务只好硬性关厂,一关一片。不少地方在落实政策时,习惯于生硬地一刀切,只敢在政策要求上加码,不敢做任何实事求是的调适。所以完善政策执行方式,是一个很讲水平和艺术的大问题。

  凡是民企发展得好的地方,当地官员大都能立足长远和实际,且有所担当。我在佛山采访时,当地民企告诉我:“我们这里的领导奉行‘不摇树’原则,就是不随便去摇企业这棵树,企业根深叶茂了,自动落下来的叶子就很多,税收就会增加,不用天天去摇。乱摇一气,好企业也会被摇坏。”我在长三角听有的地方领导讲,2008年地方骨干民企的资金链出现问题,银行不给贷款,企业找政府,愿意以股权做抵押以取得财政支持。这种事要是大庭广众开会讨论,一定有不同意见。他很了解该企业,知道救一下是能过去的,就单独和财政局长商量,授权用财政给民企支持流动资金,度过难关后再开政府办公会补手续。“政府不能只是锦上添花,天天去视察没有问题的企业。勇于帮助困难企业,才是政府更应该做的事。”一些民企活跃的地方的官员还告诉我,“千万不要戴着有色眼镜,总觉得民企素质低,这个那个都不完善。大部分民企都是中小微,政府不投一分钱,他们自力更生,已经是给政府帮忙。民企素质要提升,但也要分类的,大部分服务业的民企就是弄个餐饮、洗衣、修理,开个小卖部,便民生意只要安全可靠,还能要求他们升级到哪里?都搞成高科技?说到底是个感情问题,你越是觉得他们素质低,就越是远离他们。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对他到底怎么样,他能感受不到?!”

  举上面的例子,并不是鼓励应税不税,或主张官员都自作主张动用公共财政,而是说,只有转观念,改态度,真支持,敢担当,实事求是,才能把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民企的各项政策落实好,见到实际成效。否则,光用层层开会落实中央精神,空对空,相对论,那就还是有可能走过场,首鼠两端不作为,文件出了一大堆,民企却总是空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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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的关键是深化制度变革

  让民企长治久安,从中期来看,应当根据座谈会讲话精神,进一步深化对经济制度的理解。从制度上、法治上,将对于民企的支持,刚性化,不可逆,而不是像博弈一样,经济形势有下行压力了,各部门才去出台文件打强心针。

  从中长期看,政策并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越稳定越好,预期越明确越好。现在不少政策还是带有牌照审批、额度审查、主观意志、动辄调整的人治属性、部门利益属性,而不是按照长期化、市场化、法治化和程序正义的方向在走。比如一个部门、一个地方,换个领导,就出一堆新政策,资源和引导方向随之调整,弄得企业不跟不是(不跟拿不到政策红利),跟了也不是(和原来努力的方向不一致)。有的政策刚出台,企业一反对,又不算数了,那出台时为何如此不慎重?

  近期我在采访中听到的一个普遍反映,就是政策缺乏严肃性、连续性、稳定性、实操性,变来变去摸不着头脑。像私募基金,不少是投资创新型企业和实体经济的,因为之前整顿,很多市、区就硬性规定,一个都不许再注册,把全世界通行的投资形式看得跟骗钱一个样。新能源汽车,政策一年几变,吉利汽车董事长李书福公开说“很多有能力、想要生产新能源汽车的企业,却得不到生产资质”。资本市场,有的政策忽东忽西,甚至存在内在矛盾,有的一两年改不了,有的两三天又能修改完毕。P2P,有问题萌芽时没人管,出了问题后全部冻结,迟迟不推进备案工作。不少做实际工作的人都感到,现在稍微难一点的事情就拖个没完。中国经济的情况没有那么糟,只要将心比心认真沟通,解决起来也没有那么难,但不少部门处理问题的方式过于紧张,动辄得咎,反而加剧了大家的紧张感,觉得真有什么大问题似的。

  我相信政府部门也有其苦衷,他们在多目标下的工作压力也很大,也很不容易。但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政策多变绝对是一把“双刃剑”,是经济法治化程度不完善的表现。应该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和十九大报告中“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规定,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将“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的要求制度化,法治化。真正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让企业不要把自己的命运老是挂在政策上,而是系在市场上。

  民企座谈会的讲话,重申了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这事实上是在强调,经济制度最终是为生产力发展、人民美好生活、国家综合国力提高而服务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应该再把所有制成分和某种特殊的政治地位挂钩,大家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法律地位都是平等的。

  改革开放40年,民企在经济中占了很高比例,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没有变,民企拥护党的领导,都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同样是执政基础的一部分。而且越是民企发展得好的地方,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也越好,越融洽。如果说从资源配置角度,计划和市场不是“姓资姓社”的标准,在微观制度上,公与非公也不是“姓资姓社”的标准。中国经济制度的演进方向,将是人人有产、共同富裕的生产资料多元所有制,包括国家所有、集体所有、私人所有和混合所有,它们都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在这方面,认识还要深化,制度还要进一步明确。

  在推动多种经济成分发展的过程中,不应该忽视国企的作用和改革的重要性。如果仔细研读《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非常市场化的文件,完全没有让国企仰仗所谓特殊地位的气息。《意见》指出,改革方向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促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市场主体”。具体来说,国企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公益类国企也要“引入市场机制,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和能力”,可以采取国有独资形式,具备条件的也可以推行投资主体多元化,还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特许经营、委托代理等方式,鼓励非国有企业参与经营。

  在商业类国企方面,又分为两种类型。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国企,原则上都要实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积极引入其他国有资本或各类非国有资本实现股权多元化,国有资本可以绝对控股、相对控股,也可以参股;主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主要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国企,要保持国有资本控股地位,支持非国有资本参股。对自然垄断行业,实行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运网分开、放开竞争性业务,促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对需要实行国有全资的企业,也要积极引入其他国有资本实行股权多元化;对特殊业务和竞争性业务实行业务板块有效分离,独立运作、独立核算。

  可见国企改革的方向和原则,不是要赋予国企政策性、行政性的垄断地位、特殊地位,而是要通过改革激发其市场活力。对每一类国企的考核,都强调了市场竞争力,而且在国企资本化改造中,为民企资本的参与留出了足够空间。我觉得《意见》的核心,就是破除那种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国企“唯成分论”,中国真正需要的国企,是好的、有竞争力和效率的国企,为此要从资本结构、治理结构、管理等方方面面推动市场化方向的改革。

  座谈会讲话指出,我国公有制经济是长期以来在国家发展历程中形成的,积累了大量财富,这是全体人民的共同财富,必须保管好、使用好、发展好,让其不断保值升值,决不能让大量国有资产闲置了、流失了、浪费了。显然,国企改革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而进行的,和非公经济发展从本质上是有机统一的。我们为民企加油鼓劲,也要为国企的市场化改革鼓与呼。民企和国企之间需要深刻的理解,而不是要排斥谁,贬损谁。否则,国企改不好,民企也上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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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的关键是文化

  民企座谈会的讲话,严肃批驳了所谓“民营经济离场论”、“新公私合营论”等错误观点。肯定民企是“我们党长期执政、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力量”,“我国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不仅不能‘离场’,而且要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一锤定音!

  一段时间以来,这些错误观点之所以生成和流行,除了少数人浑水摸鱼,本质还是文化和思想观念的问题。比如,把社会经济中出现的贫富分化等和民营经济、私有制联系起来,把社会风气、社会道德、官风政风方面的一些问题与市场经济联系起来。我们历史上缺乏对于财产权的高度重视,不明白,财产权不仅是个人抱有尊严的根本,是持续创富的动力,而且当一个社会真正保障财产权、财富充分涌流之后,富人必定会增加对社会的感恩和责任,回馈社会。我一直记得2000年微软公司创办25周年时,《今日美国报》记者采访比尔·盖茨,问他对当时美国政府决定分割微软有何看法,他回说:“撇开这宗诉讼不谈,这仍是一个利于创业的伟大国度。我对这个国家的感激,远胜于这宗针对我们的官司。”美国为企业家提供了不可动摇的财产权保障和法治化保障,激发了他们的创业创新精神,最终他们也将大部分财富用之于社会。

  南开大学创始人、首任校长张伯苓在南开大学建立商科时说,中国根本的问题不在于贫富不均,而在于无富可分。若只言均富而不先谋富致富,实则无异均贫。因此,国家要昌盛就要先谋致富;欲谋致富,不能不发达商业。这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个有责任心的知识分子的洞见,可惜直到今天,知识界还有些糊里糊涂的认识,总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他们不知道,当一个人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发挥出创造力、实现人生价值的时候,他会多么愿意自觉地回报这块助其成功的土地,并通过财富分享实现另一种愉悦。在今天的中国,大批民企和民营企业家已经在制度化地承担社会责任,公益慈善风起云涌,扶贫助教治理环境的各种项目如雨后春笋,帮助政府解决了不少社会问题,就是活生生的证明。

  当然,我们也要客观地看到,从整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史来看,每当一个社会更加呼唤公平的时候,对于私有制、富人、资本的负面情绪就会流行。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对“资本收益远远凌驾于劳动收益之上”,对“短期资本主义baozheng”,就有着全球性的反思。《21世纪资本论》即这一背景的产物。但这些问题的解决,显然不可能通过仇视和剥夺企业家、回到全面国有化来完成。那将导致创造活力的丧失和集体性的贫困。毫无疑问,民企应该更关注利益相关者,更关注长期主义,建设性地回应社会对于共同利益的呼吁,但是,当他们自己的正当权利都得不到公平对待和保护,又如何能指望他们发自内心地去践行《经济学人》在创刊175年周年之时提出的“为人民服务的自由主义”呢?

  在最近关于民企的思考中,我深深意识到,中国经济要实现伟大复兴,最终依赖于伟大的中国商业精神的确立。这种商业精神和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文明修养、思想意识、价值观也息息相关。不错,从社会资本的角度,华人是天生的商人和企业家,但我总是觉得,在根深蒂固的意义上,我们从上到下,对于财产权缺乏敬畏,对法治缺乏敬畏,对规则缺乏敬畏,对每一个个体的尊严与平等缺乏敬畏。因此在对现实境遇感到不满时,很容易产生“为富不仁”、“劫富济贫”此类观念的土壤。某些官员的思维惯性也是,“没有我的支持哪有你的富裕”,骨子也埋藏着予取予夺的基因。对财产权的不尊重,已经让我们在历史上有过一次次的惨痛教训,难道这是我们的宿命吗?!

  长期以来,我为商业文明和企业家精神呼吁,但我也不能不说,我们很多企业家缺乏深层次的价值动力。他们对于通过商业力量使消费者更有尊严、使社会更加文明、使财富的创造更有品质、使人类的进步更有意义的思考和兴趣,远远赶不上对套利和投机的兴趣。商中有道,道不远人,商道也是人道,关联着生命扩展的价值。正因为内心缺乏深层次的动力,所以,外部环境一有风吹草动,就会让一些人惊慌失措,恨不得马上就有一张任何时候都可以飞离的国际航班机票。当然,这不能简单归咎于他们的脆弱,但我依然感到惆怅和遗憾。

  经常想起,鸦片战争后,在我们这个民族不断沉沦的过程中,还是有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民族企业家,践行“以商务立富强之基”的理想,希望中国急起直追,有自强之气,开风气之新,让国家转贫为富、转弱为强。国运即商运,商情关联国计,“公司不举,则工商之业无一能振;工商之业不振,则中国终不可以富,不可以强”。从张謇到范旭东、卢作孚,都给历史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篇章。就此而言,当下中国民企自身的超越和境界的提升,也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由于制度完善会对企业家坚守生产性创新活动以及企业家的精神世界形成正向激励,所以制度改革也刻不容缓。

  

 

  我曾经说过,中国经济有问题,但中国经济不是问题。中国故事是一部波澜起伏的伟大的史诗,尽管不平坦,有时还让人感到憋屈。但这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就是我们自己的命运。从过去40年、70年、178年的视野来看,河岸曲曲折折,但河流还是在向着前方的大海流淌。在这不会终结、未来必定会更加壮阔的历史进程中,有一些时刻,普通的个体会有无力感,沮丧感,就如同当下的中国经济,每个大大小小的企业都在造东西,无论是商品还是服务。但是一切制造之上的那个制造,也就是支持一切创造性劳动、生产性活动的那一整套的观念、机制、法治和活生生的运作过程,它不是单个企业所能创造的,也不是某项政策就可以解决的。这里面包含着我们的民族性和强大的路径依赖。但它并不是不可改变的。改革开放就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它带给了中国全新的希望和可能。

  改革开放40年。还有不到两个月,将是新的一年。

  过去40年,通过改革开放、市场化和融入全球经济,中国已经建立起了不失自主的开放性市场竞争体制,虽然仍有这样那样的不完善。面对这些不完善和一些深层次矛盾,正如最近民企风雨中所折射出的问题,我的内心也不平静,也在不断调适自己。但是,每当我看到越来越多独立思考、自主负责、真心为市场创造价值、努力让自己全面发展的市场主体的表现,看到我们的中国企业家有着无畏于压力、永争世界一流水平的意志和拼劲,看到越来越多视野更开阔、思维更鲜活、心灵更健康的年轻人正在担起新时代的责任,我就会选择相信,相信天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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